一种政治事件，如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就有不少属于经济体制转轨所形成的“结构性破产”，准确地说，是国家将体制转轨的代价转移给企业职工来承担。对这类案件，只有将法律与政策结合起来才能妥善地予以解决。同时，社会转型期的法院也不仅仅是一个审判机关，法院除了具有运用审判手段解决案件的司法功能外，还肩负着社会管理的政治功能。因此，无论是从案件性质还是从法院功能的角度出发，都要求法官必须将法律思维与政治思维结合起来，不仅要善于从“案件之中”来研究案件，而且还要善于从“案件之外”和“案件之上”多角度、多方面地分析思考问题，决不能就案办案、机械司法。五是要实现从“重判轻调”到“调判结合”的转变。我们正处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人们对法院判决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然的。基于这一严酷的现实，调解结案就是法院和法官的最佳选择。实践证明，诉讼调解在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中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所谓“一个加强”，就是要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著名法学家华伦滋曾经指出：“判决理由是区分司法擅断与司法民主的分水岭；如果判决可以不给理由，所谓权利保障和上诉审查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判决说理是程序“吸收不满”功能的必然要求，也是程序具有“作茧自缚效应”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法官不在判决书中对当事双方的争议一一作出回应，那么，审判程序不仅不能吸收不满，反而会将不满集中到法官身上，使法官和法院成为诉讼双方攻击的对象。判决说理的实质在于说服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使当事人服从法律，养成守法的习惯。因此，判决说理的关键，就是要将法理与情理结合起来，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增强司法裁判的亲和力。正如古人所说：“法乎于情。”真正的法理和情理是相通的，否则法律就会寸步难行。但要使两者有机结合，法官不仅要精通法律，还要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非凡的洞察力。所以说，审判是一门艺术，判决说理是法官智慧的集中体现。在这方面，英国贵族法官丹宁勋爵写的《法律的训诫》和《法律的正当程序》，其中所引用的判词十分精彩，可以说是情理交融的典范。
　　综上所述，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民法院工作，建设和谐稳定、民主法制的公平正义社会，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职责与任务，当中刑事审判的核心是惩治犯罪，实现司法对人权的保护，严肃执法非常必要和重要。民事审判中制裁违规，示范规则是必要的，但在民法规范不完整、不系统，要靠政策条文来指导补充的社会转型时期，民事审判的难点在于许多案件的处理无法可依，单靠不停修改的法律无法囊括复杂的社会经济事务，仅考虑法律效果的司法追求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从本土的文化传统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义精神，最后总是在武侠复仇，好汉结拜，急公好义中得到弘扬。其实这种精神恰恰促成了法律规范、法制意识的缺失，以致于在我们的本土文化中，法治意识一直是稀薄的。由于法律精神的缺失，法治传统的缺失，公众甚至相当文化层次的公民往往以情理来理解法理，却不能理解和接受法理是不能掺杂情理因素的。法律追求的是千万个具体案例后抽象的社会价值的公正，情理则是以身边的个案来判断司法审判是否公正。这就要求我们只能立足于情理为大的国情，以及法律文化和法律传统缺乏的现实，通过法官的刻苦努力，把抽象的法理，理想的公正价值追求，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转换表达为公众可以接受的情理，或追求二者交合的最大化，以增加审判工作的接受度，从而提高法院工作的公信度，即使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得到最大程度的统一。使司法工作的专业性，封闭性与社会公众的普通性、直观性得到通畅的、通俗的交流，从而得到必要限度的理解。做到了这一步，法院自身工作的艰辛、社会公众根本利益的公正价值、理想追求与社会对司法效果的认可落差就能逐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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