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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订阅尚德或逐利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属于道德领域，能否遵行礼义亦属于道德行为，沿着儒家划定的评估标准区分君子小人，在认识上实际已经偏离了原来的出发点，从对等级身份的概括过渡到道德价值的判定。虽然从广泛意义上说，君子小人并不能完全排除等级身份的内涵，或者等级与道德兼而有之。宋代王安石就认为：“有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位，而无其德，可谓之君子，盖称其位也。有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德，而无其位，可以谓之君子，盖称其德也。”（《王文公文集·君子斋记》）然而，若就这一讨论的主体而言，君子小人是作为一种道德分层认识而被人们广泛接受的。“道德分层”主要是某种政治思维的产物，认识的前提是某种价值判定。这种分层认识实际上已经越出了具体社会分层的限制，形成了一系列旨在指导人们行为选择的价值系统。在儒家传统的政治思维中，道德与政治是混而为一的，他们用以区分君子小人的评判标准既是道德的，又带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因之，在传统中国，君子形象逐渐演化成一种道德化的政治人格，得到了普遍的尊崇；小人则作为反道德的政治人格，受到贬斥。君子和小人代表着相对的两种价值系统供人们选择，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可能在君子小人的取与舍中，超越生而与俱的等级身份局限来选择政治前途或人生归宿。
关于君子人格的道德意义和政治意义，前面已经讨论。这里，我们再看看小人人格的道德含义和政治意蕴，亦即梳理出小人的“反道德”特质及其政治表现
儒家文化认为，小人人格的根本特质是“反道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小人以追逐私利作为唯一的人生目的。
儒家文化的一个基本价值观念是“重义轻利”。这里的义是普遍道德准则，利主要指个人物质利益。孔子早就申明：“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后来汉儒把这个认识概括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重义轻利”是一切有德或有为之士的行为准则。小人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不明道义，只谋私利。荀子说：小人“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荀子·不苟》）《大学》说，小人谋利“没世不忘也。”（三章）清儒王夫之也说：“小人之争也，至于利而止矣。”（《读通鉴论·宣帝》）小人肆无忌惮谋求私利，在行为上具有强烈的投机性，所谓“小人行险以徼幸”（《中庸》十四章）。倘若没机不着，就会怨天尤人，因而总是斤斤计较，患得患失。荀子曾明确指出；“小人者，其未得也，则忧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也。”（《荀子·子道》）然而，正是由于小人“游世也以势利”，锱铢必争，“无所不为”（《知言·好恶》），因而敢于对抗一切有碍其利的规范、原则和权威。正如孔子的揭示：“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逐利的人生追求使小人蔑视所有政治价值，他们的政治认同意识十分淡薄，“小人私己，利于不治”（《张子正蒙·有司篇》）是政治中的不稳定因素。
第二，小人的道德表现极其恶劣，他们缺乏道德自我的同一性，常常口是心非，言行相悖。
《大学》说：“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朱熹解曰：“此言小人阴为不善，而阳欲掩之，则是非不知善之当与，恶之当去也。”（一章）他们有意作恶，却总想博得善名，“致乱，而恶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贤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又恶人之贼己也！（《荀子·修身》），表现出极端虚伪性。他们丧失了最起码的道德意识：“小人者，不畏咎于人，不怀惭于己”（《读通鉴论·宪宗》），全然没有羞耻感，实属不可救药。他们“大心则慢而暴，小心则淫而倾；知则攫道而渐，愚则毒贼而乱；见由则兑而倨，见闭则怨而险；喜则轻而翾，优则挫而慑；通则骄而偏，穷则弃而”（《荀子·不苟》）他们在行为上不受约束，常常出尔反尔，“与人同逆而旋背之，小人之恒也。”（《读通鉴论·梁武帝》）小人是社会生活中制造纠纷和引发紊乱的根源。
第三、小人才德相背，才是逐利和作恶的手段。
荀子曾说；“色知而有能看，小人也。”（《荀子·子道》）在他看来，小人并非全然无知无识，他们往往具有一定的才能，但其实践效果与君子截然相反。他以小人对照君子评论说：“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不能则恭敬繜绌以畏事人；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护妒嫉怨诽以倾覆人。”（《荀子·不苟》）小人才能越高，危害反而越大。他们有时也会学习道术，目的却与君子相左。“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旨在个人道德的完善；“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劝学》），把道术视为取悦他人，谋取私利的媒介或手段。王夫之说：小人而儒，则有所缘饰而无忌惮”（《读通鉴论·平帝》），明确指出礼义道德在小人手中非但不能用以修习人格，反而成了作恶的工具。
据上所析，小人人格的特质可以概括为一个“私”字。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小人特质的具体表现往往有所偏重，与之相应，当权者的态度和采取的对策也有所不同。大体言之，有三种境况。
其—为逐利之小人，当权者对之采取容忍的态度。儒家依据道德分层标准，将小人排斥在道德领域之外。这看起来似乎是贬斥，其实包含着某种默许。道德分层认可了“喻于利”是小人之所以为小人的立足点，小人逐利而行并非没有合理性。只是儒家认为，在实际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过分逐利有碍社会稳定，又极大地损害了当权者的权益。于是他们猛烈抨击小人“唯利所在”，试图从认识或观念上对小人的逐利行为有所限制。这种既默许、又限制的态度立意十分清楚，就是一方面允许一般社会成员在逐利本性的驱策下从事经济活动，以保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否则“治人者”又怎能“食于人”呢？另方面又限制他们过多地占有社会财富，以便最大限度地保障“治人者”的利益。孔子曾透露了此中消息。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原来伴随君子治学谋道的是利禄，儒家抨击小人的真实目的之一是要谋求分享受大的利益。
其二为有才之小人，对之只可有限度地使用。在儒家看来，小人人格是不适于参与政治的。可是，有的小人又具有一定的才能，当权者“能远无才之小人，未必能远有才之小人”（《默觚下·治篇》十），因为小人之才常常给当权者带来好处。譬如，小人本性嗜利，大多擅长理财，有人就认为“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大学》十章）有魄力的君主应当善于使用小人管理财政。 但是，“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济其私”（《日知录·财用》），小人参政难免要以权谋私，扰乱统治秩序。《大学》引孟献子的话说；“百乘之家不言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十章）小人如果执掌权柄，其嗜利本性必然会藉权力而恶性发展，表现为横征暴敛，贪剥无度。这不仅与儒家的礼义德治原则相抵牾，而且很容易激化社会冲突。正如《大学》所言：“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十章）因此，聪明的统治者利用小人之才，但决不重用小人，不会让他们进入决策中枢，把持军政大权；也不会把他们视为治平天下的依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