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由于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分工上主要倾向于价值创造隐性化的再生产性的劳动，因此也就导致了传统观念认为男性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和有价值的思想。尤其是在我国农村贫困地区，更是由于“女嫁男家”、“男孩子可以充当更好的劳动力”以及“农地核宅基地以男性为中心的分配方式”等男权中心的各种体现而导致农村家庭重男轻女的观点一直根深蒂固于各个领域中。这样看来，社会上会出现非法检测胎儿性别、杀害女婴以及虐待女童等现象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
2.2   女童研究与性别研究的关系。在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千年发展公约”的众多目标中，有关追求性别平等的目标不止一两条，而其中提到了一个叫做“增效作用”的概念或许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理解女童研究与性别研究之间的关系。“公约”中提到，“性别平等是‘千年发展目标’的一个主要目标。教育有助于改善健康状况，更好的教育和健康状况提高了生产率，生产率的提高则带来了经济增长。性别平等是这些增效作用的核心，因为妇女是发展的动原。”这里提到的教育和健康，虽然指的是妇女的教育和健康问题，但是如果要从根源来把关，那么就必须涉及到女童的健康和教育问题，这样也就使女童问题与妇女问题形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2.2.1   具体来说明这种“增效作用”所表达出的对女童问题的启示可以这样解释：由于社会中所有的妇女几乎都是主要的“理家者”，因此他们的教育水平比男性更有助于对下一代的影响。在上面对于女童问题现状的阐述中也证明，对于女童教育等问题的出现常常是由家庭中母亲的观念和行为所决定，所以母亲的文化素质提高对于下一代尤其是女童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而妇女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后更是如此，文化水平较高的妇女更注重计划生育，尤其是对待生男生女的态度上也会有很大的转变，这将会使我国新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现象有所缓解，残害和虐待女童问题也会得到一定的解决。反过来，由于女童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善和解决，女童在今后的成长过程中在卫生保健、健康营养、教育以及心理健康等方面都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因此在其成为新一代的“妇女”之后，也会在各种外在条件（如体力、健康、文化水平、个人素质等）和内在条件（如健康的心理、更健全的人格、更强的自信心和意志力等）上更加符合社会实践的要求从而获得更好的地位和社会认可，这也就对我国妇女问题和性别平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2.2.2   在性别研究领域中提出的最新研究模式——性别与发展理论中，强调性别不平等问题是在复杂的社会化建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应将妇女问题的视角从妇女角度扩张到社会中的两性以及影响两性关系的各种社会属性上。因此研究妇女问题就应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的问题，如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方面都对这一问题产生不同的影响，那种认为单纯的经济发展便可以自然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性别与发展理论还强调不仅对两性之间的差异予以重视，同时还应对妇女之间的差异予以重视，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地理区域、不同年龄以及不同阶层的妇女之间可能存在着很多差异，因此她们的问题和需求也很可能不同，因此必须从多方位多角度了解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样，这一点对于女童问题研究也是极为重要的。在我国不同地理位置以及不同发展状况的地区，甚至是在同一地区中的不同生活状况的女童之中，都存在很多的不同，对于这些情况不同的女童所出现的不同问题的解决上，利用性别与发展理论中以人为中心的观点，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方法是必要且重要的。特别是在对女童赋权的过程中，对她们真正所需要的某种权力是否能给予提供和支持，这应该成为根本出发点。女童的不同问题与需求中很可能会发生在今后的妇女身上，因此性别研究的性别与发展理论给女童研究带来了启示，而女童的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方式也将会给今后的妇女研究提供参考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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