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方式收集资料时往往失去测量的效度。比方，“社会资本”研究曾经一度是社会研究的热点，早期国内的学者借鉴荷兰人范德普尔等的研究，采用“提名法”来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结果很快发现这一方法的“水土不服”[9].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调查对象对“关系人”的理解与西方人不同有关。其次，中国内陆的调查研究的许多概念直接译自西方，而汉语语言中对应概念的缺失也是调查研究中的一个可能障碍。Montgomery broaded曾经打算在中国研究self concept/self esteem与教育成绩的关系，但是如何正确翻译self和self esteem呢？如何把中文译出来的字句放进问卷内？如何知道受访者真的了解西方的self和self esteem概念呢？[1]（p5）另外，研究工具的借用也可能使得调查研究在本土研究中表现出局限性。在笔者曾经参加的一项中美合作课题的调查中，借用了一部分西方的心理测量表，实际调查结果表明这些量表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一些“水土不服”问题。说到测量工具的使用，又使人想起（社会）心理学等学科中测量工具与测量结果评价，而借用的许多东西，比方“常模”的借用，使得本土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大大降低。因为这些常模是在西方社会经过多次反复、大样本测量与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由于文化的差异，所谓的常模未必就适用于对中国人测量结果的评价。这一借鉴的缺陷同时也体现出本土研究（特别是调查研究及其数据）积累的缺乏，以及后文将要论述的，由于学术研究经费的匮乏所导致的大规模调查与测量的缺乏。

　　由中国人心理上的独特性所导致的对调查研究的限制，其实在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比方说，调查对象对“调查”行为的理解也可能导致对调查的阻碍。调查研究应该是一个一般性的认识社会的过程，但建国以来的“调查”实践又使得“调查”在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涵。正如方慧容所言：“在中国，调查研究又是一个，或者说随时可能转为一个改造调查对象的过程……对于被调查者来说，调查研究的意向则要相对明朗得多，调查研究总被认为是一个纠正错误，或者避免可能的错误，从而有益于被调查者的过程。”[10]虽然本文所谓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当今的学术活动中的调查研究，与导致人们对“调查”形成上述看法的，由隶属官方的组织或个人进行的所谓“调查”根本就是两回事，但既有的“调查”实践使人们对“调查”形成的特殊认识却改变不大。在农村和相对落后的地区，或者说在那些很少或没有接触过本文意义上的社会调查的对象当中，上述认识尤为强烈。笔者曾多次在社会调查过程中遇到类似上述心理带来的障碍。在一次关于移民的调查中，我们（访员）是由村干部带领下进入农户，在居委会干事带领下进入城市住户家中的③。当我们被介绍或自我介绍是某某单位来做调查时，虽然调查涉及的问题并不敏感，但我们明显感觉到调查对象对“调查”的警觉。在后来的调查实践中，笔者及研究同事在被介绍或自我介绍时，均改用了“采访您”或“向您了解一点情况”这样的说法来代替“调查”，即便如此，被调查者对类似于“调查”的行为仍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心理戒备，这跟人们观念中对“调查”的理解是分不开的。

　　从更技术性的层面来说，调查研究的局限性还表现在抽样方面，那就是样本的采集问题和样本的代表性问题。从样本的采集来说，中国的多数学术性社会调查都或多或少运用了行政组织资源。换句话说，“行政资源”或“权力资源”在实际抽样过程中均有普遍的运用。这种运用在给调查研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调查研究带来了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行政资源”或“权力资源”的介入使得抽样具有某种倾向性，从而偏离了抽样的随机性要求。样本采集过程的另一个困境主要表现在抽样的具体组织方式上。样本规模稍微大一点的社会调查在制定抽样框（包括多级抽样框的制定）的时候，往往利用现有的官方管理资料，如户籍资料等进行的。以户籍资料为例，这种方式针对流动性小的地区是可行的，但对流动性大的区域，局限性就表现出来。局限可以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户籍所在地人口无法在户籍所在地找到（他们可能正生活在户籍所在地以外），其二是户籍所在地的外来人口可能又落在抽样框之外。梁玉成指出，中国的（城市）调查的抽样方式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按照已有的样本框，即城市逐级管理的“区——街道——居委会——居民户——居民”框架，另一是地图抽样法。在对第一种方法的讨论中，梁也指出了“人户分离”和“流动人口”会导致研究的困境[11].而地图法，实际上是将城市地图划分为若干“马赛克”，然后先抽取若干“马赛克”，接着在抽中的“马赛克”中抽取户。笔者认为这一方法在实际上遇到的问题更多，因为这种方法运用起码要有两个方面的条件作保证。首先是技术条件，这种方法要用到诸多技术，甚至卫星定位技术；其次是要有区域内的人口分布数据，并且这种数据要及时更新。由于技术和调查经费的限制④，上述两项条件在多数调查研究中往往很难得到保证，从这一抽样方式的鲜有采用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跟抽样有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抽样的代表性。这一问题的产生是和中国社会的特征有关的。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区域的差异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作为一个差异性大的整体也许有着普遍的规律存在，然而，对一个差异性大的总体而言，来自于一定区域社会的样本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可以做到推及总体？苏耀昌等在比较香港、台湾和大陆的社会调查时指出：“香港只是一个城市、台湾也是一个不太大的地区。而大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民族种类繁杂，每个省都有其地方特色，城市和乡村区别很大。而近二十多年，社会、经济、政治和人口，变迁巨大、快速。不同的地区又有不同的发展经验和模式。在这种环境下，应该如何进行调查研究？如果在一个城市和一个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其结论是否可通用到整个大陆呢？”[1]（p7-8）大陆社会的复杂性和内部的差异性，并不是没有被研究者所意识，问题可能是多数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赋予了一种普遍性的诉求，期望通过对局部社会的理解来达到对中国这个整体的理解。其实，对区域社会的研究和探讨本身不仅是有意义的，并且是必要的，正如美国学者柯文（Paul.Cohen ）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很大，要想对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而不满足于平淡无味地反映各组成部分间的最小公分母——就必须标出这些变异的内容和程度。”[12]（p142-143）

　　本土调查研究在技术和手段层面的局限还表现在许多其他方面。比方，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来看抽样技术，风笑天曾经对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研究》上的114篇调查报告作出分析，他的分析发现，在多数学者的研究中，缺少对抽样方法的介绍，并且多数调查研究的抽样方法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问题[13].除了抽样技术以外，国内的研究者对调查研究涉及的其他方法与技术的掌握上同样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均说明调查研究的局限还有很多是来自于研究者本身。当然，研究者调查研究素养的缺乏也跟中国的特殊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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