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调查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

　　上述对调查研究及其内在逻辑的分析，实际上就已经涉及到这一社会研究方式的方法论基础，那就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的基本思想源于17世纪以来西欧哲学中的经验主义传统，并且，实证主义的兴起也与启蒙运动以来近代自然科学，尤其是经典物理学的巨大成功有密切关系。也可以说，正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促使19世纪的许多西方思想家致力于将自然科学的成功经验引进社会领域。[4]在社会学研究中，实证主义传统差不多是与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相伴随的，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一方法论传统促使了社会学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社会学研究中的实证传统肇始于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斯宾塞等，而涂尔干则将其推向顶端。这一传统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它们遵循着同样的方法论准则，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都有着客观的、普遍的规律，并且都可以用普遍的因果律加以说明，“社会学这门学科只有在认识到把社会事实当作实在的物来研究时才能诞生。”[5]（p11）

　　从研究对象上来看，实证主义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那些外在的、客观的、不为人的意识所左右的现象，也就是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实。从研究程序上来看，实证主义强调对自然科学研究逻辑与程序的借鉴，强调研究程序的可重复性和研究结果的可验证性。具体到受实证主义影响的调查研究来看，这一社会研究方式，强调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都合乎因果关系的原则；强调以经验事实作为研究的基础；强调一切认识和结论都必须来源于事实，并且能够为实践所验证；重视对经验事实进行客观把握，为了达到这种客观把握，要求把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严格地区分开来；强调将自然科学的各种方法和新的技术手段引入到关于人与社会的研究中，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研究结论在解释上的普适性。

　　总的来说，强调社会现象因果律的普遍性，以及研究对象的外在性、客观性，研究结论的经验可验证性和研究程序的可重复性，是调查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特点。同时，正是方法论上的这些特点，使得调查研究在探究关乎人与社会的知识时，表现出一种本质上的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首先表现为人们对社会现象是否存在普适之因果律的质疑。实证主义追求的是对社会现象的普遍规律的认识，而这一点则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人文主义方法论（包括某些后现代主义知识观）揭示出社会人文现象的个性、特殊性（如民族性、本土性和语言、文化特性），消解了对认知对象的共性和规律性的探求[6]；激进后现代主义者甚至彻底推翻了关于社会的实证研究的可能性，他们明显表现出反本质、反规律、反普遍化、反总体化、反同一性、反确定性、反一切概念，肯定多元性、多样性、不确定性、差异性、非中心等特点[7].实证主义强调的普适性所遭到的质疑是由于实证主义只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相同的方面，而没有看到社会与自然的不同的方面。对普遍性的强调，其实是对自然科学及其研究范式效仿的后果，这种效仿忽视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着本质的不同，是遭到了反实证主义的强烈批判根本原因，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及其研究范式的效仿，还使得实证主义对关于社会的知识和解释类型的理解表现出单一性，忽视了社会科学知识和解释的多样性。“戴维逊根据认识的对象，区分出客观知识、主观知识和互为主观的知识。他认为，社会科学知识主要属于后者。客观知识是对物理世界的描述和解释，这种解释是以客观原因来说明和预测物理现象的产生或变化。而对社会人文世界的各种现象则不仅需要客观的因果解释，而且还需要互为主观的知识来理解行动者的目的、动机和理由，即主观的理由解释。例如，人们可以用气象条件来解释农业歉收，但是仅仅以农业歉收来解释农民起义是不够的，研究者还必须通过理解起义者的深层动机和理由来解释他们的行动。”[8]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主要不足是未能区分不同性质的事物（或世界），并把普遍命题当作科学知识的唯一形式，而把其他知识形态视为“非科学的”[6].这种错误使得实证主义在理解和把握关于社会的知识时，不可避免地在视角和方法上表现出局限性。

　　即便是对客观知识的诉求，实证主义也表现出对客观性的把握上的瓶颈。具体来说，以实证主义为指导的调查研究能在何种程度上保持客观性？前文已述，调查研究所具备的先验性特征，其实就是对研究的主观性的难以摆脱。而客观性的质疑又使得实证研究的经验基础的确定性大打折扣。实证主义强调研究以经验事实为基础，而经验事实的把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主观的影响？即便是在调查研究中，经验事实的获得在其研究工具（问卷等）的设计上就表现出研究者的目的性、选择性以及研究者既有的理论和知识的影响与渗透。

　　在对所谓客观性追求中，实证主义还表现出将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的倾向，否定主体与客体进行互动的事实。这种对主客体关系事实的忽视来源于将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等同的认知。这种错误的认知使得实证主义在对所谓客观性的把握抱有盲目的乐观。

　　实证主义的缺陷与不足正是调查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式在本质上的一种局限，这种局限同时也表明，调查研究仅仅是探寻社会知识的方式之一。

　　三、调查研究在中国研究中的现实困境

　　如果说方法论上的局限性是调查研究在本质的上困境，那么，调查研究在中国社会研究的应用中又由于中国社会的特点，表现出其独特性。

　　近来，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连续出版了两本由边燕杰等组织内地、香港和台湾学者编写的关于中国调查研究的论文集：《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方法与发现》（2001）和《社会调查实践——中国经验及分析》（2004）。这两本论文集对中国社会调查研究实践及问题作出了分析与探讨。其中，边燕杰在各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即语言问题、“心理二重区域”、资料比较性问题，以及大陆社会的调查研究面临的问题，即政治敏感性、调查理论的不足、大陆社会的复杂性等[1]（p5-8）。本文在这些学者的分析与总结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分析与探讨国内调查研究的局限性。

　　国内社会学研究者籍以研究本土社会的主要理论与概念，基本上是对西方的借鉴和移植。理论与概念的借用和移植给调查研究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边燕杰所谓的“语言问题”[1]（p5）。由于大陆社会与西方社会的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在借用西方理论和概念，采用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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