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言中,林茨和史蒂芬实言相告,该书本来有亚洲一编。在研究了几个亚洲国家之后,他们发现,西方的这一套关于民主的概念、理论、制度、政策,和亚洲的社会现实有相当大的距离,西方的民主理论和亚洲的民主实践很难找到连接点,因此他们干脆把亚洲这一编放弃了。该书还专门提到台湾,说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存在独统问题,不符合实行民主的先决条件。
“世界体系论”
1995年《社会学年鉴》有一个专章就叫“世界体系论”,由蔡斯-丹和格莱姆斯(Chase-Dunn, C. and P. Grimes)撰写,全面介绍了世界体系论。《社会学年鉴》出专章这件事本身就是美国社会学对世界体系论的学术地位的再一次正式确认。世界体系论是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74正式创立的。这一年,他出版了多卷本著作的第一卷:《当代世界体系1:十六世纪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Modern World-System 1: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和马克思计划写六卷资本论,结果只出了一卷一样,沃勒斯坦最后也只出了一、两卷。蔡斯-丹是世界体系论这个学派中地位仅次于沃勒斯坦的人物。
世界体系论认为,人类世界由民族国家构成,民族国家可以分为三类:核心国家(core),半边缘国家(semi-periphery),边缘国家(periphery)。发达国家是核心国家,发展中国家是边缘国家。体系一经形成,发展中国家很难通过走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变成发达国家,如同现代化理论倡导的那样。相反,体系本身倾向于使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边缘地位。除了个别向上、向下流动的事例以外,核心国家总在核心,边缘国家总在边缘。两者之间是一些半边缘国家,兼有两者的特性(第389页)。与中国或罗马帝国不用,现代核心国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几个国家,其中有一个是霸主。与以往的藩属进贡制度不同,现代世界体系来源于资本主义积累。(第390页)。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以往的世界体系是由尊贵商品交换(prestige goods exchange)形成的。由此,亚非欧大陆世界体系的产生,就不止500年历史,而是5000年历史,那时候同样有核心,有边缘(第391页)。在那个亚非欧大世界体系中,中国是核心。欧洲是落后的边缘,向中国出口银子,换取丝绸和瓷器。这个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宋朝的时候,差一点变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十七世纪欧洲的那些资本主义城市是半边缘。这种半边缘状态,使资本主义便于产生(第394页)。中国的影响力早就远达中东,比多数世界史学家们以为的要早得多。直到十八世纪末,欧洲是边缘,中国是核心。1825年的时候,伦敦要比北京小得多(第395页)。
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相对而言,核心国家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边缘国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自然形成不平等交换,使得核心与边缘之间的流动非常困难。但也有例外。日本1880年之后从边缘流动到了核心(第396页)。美国更是成功地从边缘流动到半边缘,到核心(1880),最后成为霸主(1945)。核心和霸主地位源于经济上和军事上的不断创新。一个国家是核心还是边缘,最终是由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总产值和世界军事费用中的比重所决定的(第397页)。
世界体系的演变
蔡斯-丹和霍尔(Chase-Dunn, Christopher and Thomas D Hall)1997年出版了《兴起与衰落:比较不同的世界体系》(Rise and Demise: Comparing World-Systems)。这部著作分析了公元前500年之前的小世界体系,分析了亚非欧大世界体系怎样在公元前500到1400年逐步形成,这个世界体系怎样演变,后来怎样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变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这本书学术价值很高,但文字很晦涩。美国的研究生看起来都很吃力。我以为这些研究生小时候没有好好学语文,所以看起来吃力。后来,有个老教授给我说,他看起来都很吃力,我才明白这本书的文字真的晦涩。这是一部力作,解决了一些世界学术界多年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
该书直言,直到十八世纪,中国一直是亚非欧世界体系的中心。欧洲长期处于世界体系的落后的边缘,向中国输出金银换取丝绸和瓷器,以满足欧洲上层阶级的需要。对欧洲人来讲,寻找能在对华贸易中替代金银的东西,是个艰苦而漫长的事情。他们最后找到美国西洋参和印度鸦片作为进口替代。“欧洲和西亚都力图获得进口替代品,以避免昂贵的对华贸易,并通过卖给临近的国家赚钱”(Chase-Dunn and Hall, 1997, 191)。中国在亚非欧世界体系中坐头把交椅不是依靠军事力量。“而是主要由于中国经济和技术的先进性造成的不平等交换……‘技术寻租’是欧洲和中国之间不平等交换的基础。” (同上,191-192) 。
过去一百多年来,社会学一直面临一个难题的挑战。中国衰落和西方崛起的原因是什么?该书详细研究了这个问题,发现这是历史的偶然,而不是出于某种文化上的原因或社会组织上的原因:
资本主义崛起的关键不是欧洲封建社会文化上的独特性和社会组织上的独特性:既不是欧洲国家之间主权的相互分割,也不是欧洲基督教王国的规范性和谐。不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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