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我1994年初来美国的时候，几乎每一本书都列出帕森斯的头像。现在没有一本书列出帕森斯的头像，绝大部分倒是列出马克思的头像。美国社会学现在已经完全从冷战思维中摆脱出来了。但帕森斯社会思想教育出来的那代人，还有不少是精英人物，这些人现在在电视上咒骂中国的语言，其社会思想基础还是帕森斯的这一套。
        其实，在社会学界，当时就有人知道帕森斯这一套在学术上根本不能成立。帕森斯在哈佛曾经是著名社会学家索罗金的学生。我的硕士是在密苏里大学主校读的。系上有个有些名气的老教授叫班森（Benson）。我亲耳听班森讲：班森做研究生的时候，索罗金到班森的学校讲学。那正是帕森斯如日中天的时候。下课以后，班森等几个研究生把索罗金拉到酒吧喝啤酒。问索罗金对帕森斯的评价，索罗金不讲。喝下几杯以后再问，索罗金说：帕森斯的东西，百分之五十是胡说八道， 百分之四十五是老生常谈， 只有半分之五是好东西，都是从我这儿偷的。
       
二.  摩尔开启了第二阶段

摩尔

        摩尔（Barrington Moore）1966年出版了《专制与民主的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与农民》（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这本书现在美国大学社会学系还普遍用作研究生有关讨论课的教材， 所以我把这本书作为第二阶段的开端。
        这本书五百多页，一共九章。头六章篇幅很长，分别分析英国、法国、美国、中国、日本、印度的社会发展道路。后三章很短，做一些总结和分析。为什么英美走了议会民主的道路，中苏走了革命的道路，德日走了法西斯的道路，而印度又有所不同？摩尔认为，这要从每个国家前工业社会农村中地主和农民的不同关系中去找原因。他认为，农产品商品化的不同形式是关键过程，因为它在提供食物的同时，产生了赋税的来源。摩尔是哈佛教授，这本书写了十年，一边写，一边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本来还有德国和苏联两章，写不完。这本书在资料上下的工夫非常之大。我认真研究了这本书的参考文献中的中国部分。可以说，当时英文世界能够找到的有关中国社会的重要资料摩尔全都用了。
        这本书的巨大贡献在于它的方法论意义。它通过研究历史、确立典型、解剖麻雀，通过分析主要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试图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就使得这门学科从帕森斯那种意识形态挂帅的迷雾中解放出来，走上了科学研究的轨道。下面马上要讨论的斯卡齐波尔和梯利都是摩尔课堂上教出来的学生。

斯卡齐波尔

        斯卡齐波尔（Theda Skocpol）1979年出版了《国家与社会革命：法国、俄国、中国的比较分析》（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这是一本关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这人类三大社会革命的比较研究。与摩尔研究农产品商业化有所不同，斯卡齐波尔直接研究国家与革命，探寻三大社会革命的原因与后果。在摩尔和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洞见和研究基础之上，她考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发现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直接源于这三个国家统治阶级的无能，源于这三个国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源于这三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下滑。而三大革命的结果，是出现了三个全新的励精图治的统治阶级，是这三个国家的国力大为增强，是这三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大幅度上升。简言之，革命有理，革命有功。这就把帕森斯的那套反革命理论完全颠覆了。
        美国社会学界有些人直到现在还说这本书在处理资料方面有问题，不够严谨。这本书我认真读过不止一遍。我认真研究过这本书的参考资料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参考资料之全之精不在摩尔之下。有关中国的行文中也没有明显的常识性的错误。有关解放后的部分，线条的确粗了一些，但这不是她的问题，由于中美长期隔绝，当时能够找到的资料只有这些。
        这本书是美欧社会学的划时代著作，一出版就洛阳纸贵，今天还是美国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有关讨论课的必读教材。斯卡齐波尔因此成为著名社会学家，但也因此出了一件著名的案子。一般情况下，美国大学讲师转副教授叫做评终身教授，相当一部分人评不上，必须走人。斯卡齐波尔留哈佛任教，有这样的大作在手，评副教授时居然评不上，被开除了。这显然是政治报复，但难以回击。斯卡齐波尔上法院告了哈佛，不说是政治原因，说是性别歧视，打赢了官司，拿到了哈佛终身教授。此事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美国政治学会还曾把斯卡齐波尔选为会长，明确表示了对美国社会学界有关人士的不满、反感、抗议。

梯利

        梯利（Charles Tilly）也是摩尔的学生，有两本名著。一本是1984.年出版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这本书现在还是美国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方法论讨论课的通用教材。这本书正文最后一页有一个著名的段落，代表了美国社会学目前的共识、境界、水平：

在我们这个时代，很难想象，要对长期的结构变迁建立任何有效分析，我们可以不把这个变迁直接或间接地同两个相互依赖的巨大过程联系起来：民族国家的建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我们面对的是把大结构、大趋势、大比较整合到历史中去的挑战。(Tilly, 1984, 147)

        梯利的另一本名著是1989年出版的《强制，资本，欧洲国家，990年到1990年》（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这本书研究欧洲主要民族国家是怎样形成的，用作教材的情况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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