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一件小事》本来面目
摘要：不少人都说《一件小事》这篇小说歌颂了劳动人民的伟大，批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我多方面研读思考，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还《一件小事》本来面目，其实《一件小事》的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说《一件小事》是在歌颂劳动人民的伟大，是在批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这与小说的实际情况相距是那么遥远，这种观点一直向人们宣讲，在学校里给学生们讲，在社会上给读者们讲，误导了我国好几代人，早该恢复《一件小事》的本来面目。
关键词：一件小事 本来面目 鲁迅 真可憎恶
不少人都说《一件小事》这篇小说歌颂了劳动人民的伟大，批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我多方面研读思考，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还《一件小事》本来面目.
他们不从《一件小事》的实际情况出发，不从鲁迅当时的思想状况出发，而从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形势出发，对小说进行曲解，使之符合当时某种政治需要。看到小说中的“我”赞扬人力车夫“高大”，就说这是歌颂劳动人民伟大；看到他说人力车夫增长了他的“勇气和希望”，就说这是他在劳动人民身上看到了我国的希望；他认为小说中的老女人“真可憎恶”，就说这是他做为一个知识分子缺乏劳动人民感情；看到他说人力车夫叫他“惭愧”，催他“自新”，就说这是表现了知识分子向劳动人民学习的必要性。他们就是这样分析《一件小事》的，好像《一件小事》写得就是如此简单明了。其实，《一件小事》的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他们对一些问题不是进行曲解就是根本不予分析。比如：小说中的“我”说几年来的“国家大事”增长了他“越来越看不起人”的“坏脾气”，而《一件小事》又将他“从坏脾气里拖开”，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说“坏脾气”的反语，是好脾气，是说看不起军阀、政客、卖国贼，则将他“从坏脾气里拖开”，不就是又看得起军阀、政客、卖国贼了吗？小说中的“我”认为老女人“真可憎恶”，这老女人是否真有可“憎恶”的地方，比如说，她到底摔坏了没有？如果老女人摔坏了，他怕误了自己的路，就说她没有摔坏，说她“装腔作势”，认为她“真可憎恶”，恐怕这样不仅是一个缺乏劳动人民感情的问题了，是否还应当说他的个人品质也有问题？这篇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由小说中的“我”介绍情况，他说老女人没有摔坏，我们却说老女人摔坏了，这样的分析还叫做从作品实际情况出发么？如果老女人没有摔坏，确是在“装腔作势”，这就说明她是想对人力车夫进行讹诈，这就难怪小说中的“我”要认为她“真可憎恶”了，即使她是一个劳动人民，恐怕也不能说这就是缺乏劳动人民感情吧？如果老女人没有摔坏，确是想对人力车夫进行讹诈，则小说中的“我”认为她“真可憎恶”就是表现了对人力车夫的同情，是在为人力车夫主持公道；既然表现了对人力车夫的同情，是在为人力车夫主持公道，而人力车夫是劳动人民，这又怎么能说他缺乏劳动人民感情呢？小说中的“我”确实赞扬人力车夫“高大”，并说这叫他“惭愧”，催他“自新”，但是，这是在赞扬人力车夫这个中国人，还是在歌颂劳动人民？如果说是在歌颂劳动人民，则劳动人民有千千万万；但在“六年”的时间里，连“国家大事”都已那么多，而在劳动人民中于他有意义的“独有这一件小事”，歌颂劳动人民还有这样歌颂的么？小说中的“我”确实说人力车夫给他以鼓舞，说增长了他的“勇气和希望”，但是，这是在说他从劳动人民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还是在说这个人力车夫增长了他对社会进行改革的勇气和希望？这些都是分析《一件小事》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回避这些问题，认真地分析这些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问题，就绝对得不出那样的结论。
不少人现在仍然在强调小说中人力车夫的“伟大”、仍然在强调小说中“我”做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渺小”，不过不再说他缺乏劳动人民的感情，而说他不敢承担起天下兴亡的“责任”；说他在“一件小事”前，不敢承担这种责任，所以一直是“渺小”的，“一件小事”后敢了，这才“伟大”了。比如他说：“一个普通的人力车夫，可以为自己完全不必负责的‘一件小事’，而勇敢无畏地承担起责任来；那么，头脑清醒、思想敏捷、忧国忧民的爱国知识分子，有什么理由沉溺在‘怀疑’、‘失望’、‘颓唐’中不愿自拔不敢奋斗呢？‘人力车夫’的伟大，在于他勇敢承担可以不承担的责任；‘我’的‘渺小’，在于‘我’在‘一件小事’发生前不敢承担起应当承担的社会改革的责任。”是这样的吗？只能说不是。说既然人力车夫可以帮助一个倒在车下的老女人，小说中的“我”也就应当承担起社会改革的责任，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这种因果关系。做为一个人力车夫，只要肯于帮助一个倒在车下的老女人就是“伟大”吗？不见得；做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只要不勇于承担起社会改革的责任就是“渺小”吗？也不见得。鲁迅在《野草》的《希望》一文中曾经这样谈到“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的裴多菲；“可惨的人生！英勇如裴多菲，也终于对暗夜止步，回顾着茫茫的东方了。他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能说这时的裴多菲也是“渺小”的吗？
看来我们对《一件小事》还应当做进一步的认识。小说的“我”说他有一种“看不起人”的脾气，是看不起什么人？小说中所说的几年来的“国家大事”，举其大者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这并非都是军阀、政客、卖国贼干的。他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小说中除“我”以外的两个中国人，一个是人力车夫，一个是倒在人力车下的老女人，我们从他对他们的态度特别是对老女人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一些缘由。事故是怎么发生的？是因为老女人“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而“车夫已经让开道”，说明责任主要不在车夫。她摔坏没有？没有，小说中的“我”亲眼看见她是“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而且，车夫问她“你怎么啦”，她说“我摔坏了”，这种毫无痛苦的回答进一步说明了她没有摔坏，事故主要是由自己造成的，又没有摔坏，却躺在地上不起来，这分明是在跌皮，是在耍赖，是想对车夫进行讹诈；难怪小说中的“我”认为她“真可憎恶”了，相比之下，小说中的另一个中国人，人力车夫，却表现了一种互助共存的精神，毫无保留地为老女人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可惜的是这样的中国人太稀少了，在“六年”的时间里只有这么“一件小事”；联系这种情况和小说中的“我”对他的赞扬，并说这将他从“看不起人”的脾气里“拖开”，则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所以看不起中国人，是因为在中国众多的是像老女人这样的人，思想太坏，贪婪，狡诈，只图自己，总想害人。五四时期，在进步的思想界，其中包括鲁迅，反对封建主义，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说封建礼教“吃人”，封建道德“吃人”，封建思想“吃人”，封建社会使人与人间的关系是“人吃人”；他们认为，这种封建主义的旧文明虚伪而残酷，有碍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应当彻底打倒的，而中国人却把它当做生活的信条和行为的准则，使中国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得以延续下来，有些人还想把它延续下去。小说中的“我”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反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他“看不起人”，就是因为他认为中国人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简直难以改变
